古贝德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赵牧

在2009年的初冬时节，我翻看旧杂志，在1999年第3期的《外国文艺》上读到一篇俄罗斯作家奥列格·巴普洛夫的短篇小说《世纪之末》。小说的副标题是“大众故事”，很显然应该是他的系列写作的一部分。故事发生在莫斯科的一家医院。时间是圣诞节的晚上。一个冻僵的酒鬼被送了过来，而这晚上为挣双份工资才加班的医生、护士以及警卫人员，都喝得醉醺醺的，一边捧着酒瓶子跳舞一边高声地叫骂。病人先被胡乱地推进候诊室，然后又凉在消毒室，而且因为他浑身发出的臭气实在难闻，警卫们还把消毒室的窗子打开了。“房间里很冷，而且又耽搁了很长时间，因此连那个塑料袋子似乎也冻僵了”，于是，他逐渐地没了挣扎与呻吟。

   小说在描写医护人员如何敷衍了事方面下足了功夫，而等到所有的铺垫完成之后，一个在候诊室旁的长椅上打盹的乡下来的清洁女工终于看不下去了，费尽力气把这个醉鬼弄进了浴缸，耐心而又难为情地给他清洗，尽管知道这个还很年轻的人已

赵牧

我从网络上得知钱学森去世的消息，是在2009年10月31日的下午，大约四点多钟的光景。窗外下着雨。光线昏暗，苍黄的天底下，我远远地看到几个褐色的屋顶。一个老鹰般的建筑吊架，仿佛被凝滞的水汽粘住了翅膀。

钱老为新中国航天事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，他也获得了很多荣誉。他的人生的传奇，再度闪过我的脑际。我打开腾讯的纪念专栏，赫然入目的，是不同时期国家领导人看望钱学森的照片。他们在他面前都很谦恭，尤其是新近几年，他们都弯腰站在他的床前，笑容也都非常生动。

郭泽森校长印象

    赵牧

国庆节前的某日，习惯成自然地，我打开QQ，“郭泽深被抓了”，很突兀地，跳出这么一句留言。“据说是在某一天的下午直接从办公室带走的”，这是附加的注解，紧跟着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。

留言者是我的一位远在湛江师范学院的朋友，而郭泽深呢，则是那里的院长。或者因为彼此哄抬身价的潜意识吧，很多人习惯性地称他为郭校长，这样以来，地方学院似乎变成了综合性大学了。当然，也有很多中层干部称其为郭老板的，这大概是将教书育人的学校看作生意场了。

    这是导师葛红兵先生写给我们几个毕业生的话，他要我们做事情沉住气，要学会等待，学会谦让，有很多事情，不是谁快了就好了的。此外，他在我们答辩后的茶话会上，也一再告诫我要懂得感激，对那些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，表达一份感激，这不是用语言可以表达的，而是一种默默的坚守，默默的等待，不能轻易地将那些帮助视为过眼的东西，对恩情的遗忘，是人生的大敌。我颇有感慨，并虔诚地接受。我试图想把由此而来的感想写成文字，然而，我想先默然接受下来，按照先生的要求去做了，再来说一些属于自己而且有资格说出来的话。我想，那样的话，也许会得到先生会心的微笑。我经常感知到先生这样的微笑，那是一种柔弱的力量，理解的力量，我每每能从中感知到他的宽厚与鼓励。

有一天早晨，刚刚醒来的儿子突然给他妈妈说，博博在想问题呢。他妈妈一愣，旋即问他想什么问题呢？想爸爸的问题。爸爸的什么问题？爸爸的论文的问题。当时，我正坐在电脑前，听到才两岁多的儿子赵宏博如此童稚而又认真的答问，禁不住想到，这论文的写作真是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了。为了不影响我，他妈妈每次把他引到外面去，总给他说爸爸在想问题与写论文呢，这理由自然是冠冕堂皇的，但是否也太残酷了些？

还记得儿子出生之后的第一个早晨。那是2006年冬天，全国绝大多数地方都还天寒地冻的时节，我从妇幼保健院出来，在那大陆最南端的一个边地小城，却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春天的气息。当时，我的衬衫兜里正装着刚收到不久的博士录取通知书。这预示着生活又要发生新的转折，而这转折是伴随着儿子一起到来

赵牧

政治与小说总是相互缠绕，尤其是，近现代以来，小说一跃而成为文学正宗之后，其间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更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。一方面，政治想介入小说，希望小说能为某种具体的政治运作或理念服务，另一方面，小说又有摆脱政治控制的冲动，时不时提出自律性的要求，呼吁回到审美的、情感的、人性的、日常的、自主的“纯文学”状态。矛盾总是此起彼伏，受制于很多复杂的因素，而这些因素都可以纳入时代政治的范畴。所以，即如文学的“自主性”要求而言，因为有着反抗政治的宏大叙事的动机，其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化的表现，可以称之为反政治的政治。但就在这样的缠绕关系中，“政治小说”则成了一种极端的艺术形式，它即使不是产生于将文学的政治性本质化的阅读伦理中，也至少试图把政治与小说的这种缠绕关系明晰化：

——读石盛丰的《教授横飞》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赵牧

目前关于国内的大学教育与学术圈子有很多议论，比如高校评估的造假与走过场，比如职称评选的恶意竞争，比如项目申报的暗箱操作，比如教授分级的官本位倾向，比如学术成果的量化考核所引发的论文抄袭、著作拼凑，以及学术刊物大肆索要版面费和学术出版机构随意买卖书号等，其丑恶与腐败，已到了“只有想不到，没有做不到”的地步了。而反映这些现象的小说，这几年也越发多了起来，比较畅销和知名的，有汤吉夫的《大学记事》，史生荣的《所谓教授》等。相比这些小说朴素的写实风格，石盛丰新出的《教授横飞》却采用了主人公漫游阴阳两界的荒诞形式，深刻揭露了高校以职称为中心的各种怪状，批驳了滋生蔓延的学术腐败，以广阔的视野再现了学界种种令人迷惑的乱象。

一切皆由团结大学的一次职称评定结果引起。在教师例会上，第八系副教授侍郎再次被通知没有评上教授。这就意

 ——有关《白鹿原》革命书写的一个侧面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赵牧

《白鹿原》中有不少关于革命的书写，其中，“闹农协”算是在情节上最为紧凑与完整的一部分。故事发生在“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”期间，当是时也，国共还在合作，北伐军正势如破竹，大小胜利不断，以至于鹿兆鹏给黑娃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：“国民革命就要成功了！”当然，他的这种乐观很快严酷的现实冲垮了，但在当时却起了极大的鼓动作用。黑娃便是接受了这一“革命就要成功了”的许诺，鼓动他的“革命三十六弟兄”，到处“煽风点火”，挂起了各村“农民协会”的“白地绿字”的招牌。既然“农协”成立了，要把革命推向深入，或者按照黑娃及其弟兄的说法，“要叫群众害怕咱或者说信服咱能干实事”，斗争恶霸财主，就成了必不可少的步骤。

这就在白鹿原

应该建设一些农场，把那些好逸恶劳就知道搓麻将的人送进去劳动改造，这对他们应是一种必须的帮助。

这是韩德强说的。我第一次参加他主讲的乌有之乡的讨论会，听得很认真，但真真切切记下来的，就这一句话。他说了一些理由，大概有劳动是人的一种天性与需求，而这些沉迷于麻将的人，把自己这些可贵的天性与需求给泯灭了。还有，他们的行为本来已经造成了父母不喜，兄弟讨厌，老婆不爱，孩子埋怨，所以，送去劳改，父母兄妹老婆孩子，应该求之不得。

搓麻将是不是一种劳动？这似乎不应该有什么疑问，但它却是劳动中的消极的部分，它本身不创造价值，却只能让价值实现转移，很多情况下，这样的转移事与愿违，越是想赢钱的越是最后输得一塌糊涂。没听说谁搓麻将发了家，所以众叛亲离，是沉迷于此的人终究难逃的命运。

 赵牧

何以选择这个时候公布虎照处理结果？

华南虎照风波已经持续了半年多了，在各路媒体关注最殷切的时候，也就是期待官方给出一个说法的要求最为紧迫的时候，各方都在扯皮。无论挺虎还是倒虎，似乎陷入了无止境的争吵，但也只是争吵而已。

现在这争吵是明显地疲惫了。尤其是前段时间的圣火传递风波，弄得各路愤青们血脉喷张，大有“壮志饥餐胡虏肉”的气概，却忘记了自己的血与肉，正被“内贼”与胡虏一起吃得开心。汶川大地震的突然到来，对四川数以千万计的灾民是大苦难，一辈子都无法摆脱去的阴影了，但对于这些愤青来说，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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悲情及其之后，生活还在继续。期待新的热点，好戏必须一场接着一场，生活才不会那么无聊与平淡。不必再回头了，遗忘应该成为我们的选项。即使是有关的新闻，不得不叙述灾难的始末，但胜利的修辞已经改变了叙事的进程。这是一种更加冷酷的遗忘。再回头来看当初的悲情，那种对远在千里之外的关心，或者只是一种幻觉，自我膨胀的幻觉。是关心的一场电视、纸媒、网络以及灾难旅行者所共同导演的一场戏剧，到处渗透着悲剧的元素，各个情节都填充了血与残酷，它们在诱导着一种情绪反应。有各种力量介入这戏剧之中，让我们成为其中的被感动者，被震惊者，被唤起者。

然而，现在大戏谢场了，观众如水一般的散去。或许，在散去的人流中还有没有流尽的眼泪，还有残余的唏嘘，泪痕粘在脸上，手帕捏在手里，脚步跟在人流里。这时候，假若谁喊了一声，刚才的戏剧太感人了，大家先不要走，我们决定再演出一场。恐怕得来的不是踊跃的赞成，而是厌烦，无聊，了无兴致。没人能把那些溃散的脚步收回来。哪怕把戏剧变成了血淋漓的现实，也终于挡不住悲情的消失。有高潮必然有退场，这是铁定的规律，但可悲的是，人们的兴奋点转移了，但真的流血与残酷还在，那些灾民的苦难并不因为你没兴致关注了，就会减少一丝一毫。